快乐男声姚政现状（中国好声音姚政）

中国好声音姚政（快乐男声姚政现状）

姚政一度将音乐视为妻子，一种付出就有回报的关系。这些年，他渐渐发现，音乐成了“情人”，软肋被对方握在手中，他付出越多就越软弱。

文 施展萍

编辑 方奕晗

姚政背着吉他上路了。他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周围所有人都穿着衣服，就他没衣服穿，大家都指着他笑。

他从梦中醒来，写下歌词，“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梦见我背上我的吉他就去流浪啦，只为了我心中那点纯洁的小理想，只为了去远方寻找我曾经的模样，于是我走啊走啊，于是我唱啊唱啊，直到有天我发现没了自己的干粮”。

还有一句“其实我们都是这悲哀的一员，只是我不愿意悲哀地坐在你的身边”，是他曾写在公务员真题扉页上的。

那是2007年，姚政21岁，即将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他会成为公务员。

“意外”来自一场比赛。那年夏天，湖南卫视与天娱传媒发起大众歌手选秀比赛《快乐男声》，在山东济南设了分赛区，评委是郑钧。

姚政是冲着郑钧去的，他打算把自己写的这首《等有饼吃咱再说吧》唱给郑钧听。

参赛前，父亲天天在家逗他：“你这回肯定，杨二车纳姆拿个扫帚把你赶出来。”经验来自电视上播放的长沙赛区片段。

父母陪着姚政去了海选现场。在候场区的角落里，姚政独自练歌，安保人员过来，厉声呵斥他小点声。

临上场前，姚政对父亲说：“爸，一会儿我拿了红领巾出来，采访你，你别不会说话。”

“怎么可能，你爸这口才。”姚父不屑。

导演叮嘱姚政：“尽量别唱新歌，万一记不住词。”姚政回：“我就唱新歌。”进去，不一会儿他拿着象征着通关的红领巾出来了。

海选过程不过两分钟，姚政意识到，两分钟后，一切都变了，他有点不开心。日后发觉，从这一刻开始，许多事情变得奇怪起来。

摄像机对着他父母，父亲在镜头前支支吾吾：“我不太会说，让他妈说吧。”

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里有段戏。肖央扮演的肖大宝歌唱事业不顺，回家找父亲借钱。父子俩的身子双双陷进院中的椅子里。父亲对肖大宝说：“从你小时候闹着找我要吉他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了，你是遗传了我的音乐天分。音乐这行属偏门，不好干，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那段特别写实，他俩绝对是自己经历过，然后拿一个调侃的方式去说了这个事儿。”3月25日下午，在百子湾附近一家造型工作室，姚政坐在窗边对《博客天下》说。

10年前，那首《等有饼吃咱再说吧》是姚政音乐生涯的开幕曲，带他一路过关，将他送上当年快男11强的位置。某种程度上，这首歌也成为他日后音乐道路的写照。

“饼”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哲学命题，他一边抗争，一边接受审判。包括2013年的那次。

那年，姚政27岁，青春进入另一个弯道，他再次站上选秀舞台。那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的音响总监是著名的音响师金少刚，乐队里都是国内顶尖乐手。姚政第一次站上台就确认，这是自己唱过的最好的舞台。但他同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纯粹了。

他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想要赚钱娶媳妇。他几乎将自己日后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场比赛上，因此显得紧张，动作僵硬。

这次，他是冲着“饼”来的。

年少轻狂

最近一年，姚政在一家影视互联网公司上班，负责一些影视大IP的创意与宣传，拍点戏，也写些影视主题曲。

看上去偏离轨道，其实是试图修复与音乐的关系。

“

姚政一度将音乐视为妻子，一种付出就有回报的关系。这些年，他渐渐发现，音乐成了“情人”，软肋被对方握在手中，他付出越多就越软弱。

”

单纯的快乐消失了。他变成自己过去讨厌的那类人——提笔写歌，脑中会不由自主地考虑这首歌会不会中，有没有商业价值。

朋友飞飞参加了《奇葩大会》，立刻成为网红，前阵子找姚政做歌，说嬉笑怒骂的歌还是他写得好。

▵姚政（左三）与臧鸿飞（右二）等乐手

飞飞做过姚政的键盘手，能说会喷，一贯如此。录了几期节目，飞飞感到困惑，他跟姚政说，自己做了20多年音乐，没人知道，上了个节目，微博涨了几十万粉，赚钱比过去容易多了。

在许多事情上，运气有时比能力重要。几个朋友总结过“赚钱养梦，音乐不死”，姚政深表认同，“就是千万别指着音乐去赚钱，但有的人确实机缘巧合”。

恢复到那种单纯表达的关系时，最初的感动和快乐又回来了。往近了讲，周末待在朋友的工作室里，几个人即兴弹琴唱歌，身边有酒、有狗、有音乐。往远了说，当年站上快男舞台时，他还是典型的愣头青，不在意结果，无所顾忌地表达，那让人快乐。

再往前追溯的话，大概是在初中，父亲搬了台电脑回家，电脑里有张碟，有200多首歌。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响起时，旋律、歌词如同汨汨的鼓点一同打进心里。循着线索，姚政开始找来许巍、谢天笑、鲍家街43号听，一种无以复加的共鸣产生了。冬天听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他真想躺到雪地里去打两个滚。

初三暑假，姚政骑着自行车路过街边的大槐树，一扭头，看见一群弹吉他、拉小提琴的姑娘。他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哥哥那儿要了一把比自己年纪都长的吉他，每天练到手肿。

2004年，高考结束后，姚政进入山东菏泽学院。压抑的情绪在此时达到顶峰，“我高考成绩快600分，但是被调剂到这儿。一开始我只会学习，如果你看我高三时的照片，戴一眼镜，全是胡子，学傻了的那种，清华北大班的那种。”

学校所在的城市比不上自己的家乡济南，姚政身边都是和他一样被调剂过来的失落、迷茫的小青年。

2005年，姚政组了支叫Restart的乐队。一帮穷学生搞乐队，乐器通常是坑蒙拐骗来的。拿学费去买乐器，或者向学校边上的琴行借，应允人家回头帮忙搞场演出。那边，主持人在舞台上宣布Restart的演出即将开始，这边，哥几个抱着从琴行借来的鼓拼命往台上跑。回想起来都是气喘吁吁的快乐。

最疯的一回，学校开大会，市里来了几位领导。校方邀请他们上台演唱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临上场前，姚政问乐队成员：“你们怕不怕被开除？”

“不怕。”回答一致。

“行，咱们唱点有意思的。”

第一首，按学校的要求唱完了。姚政对着台下说：“哎，下面唱点我们自己想说的。”

台下，老师脸都绿了。他们来了首扭曲的机器乐队（以下简称“扭机”）的《证件》，歌词是改过的：“教育能够改变你们什么，说你的能力猪都笑了，去他的所谓的证书，去他的合格的教育。”

唱到激动处，姚政跳到坐在第一排的市领导和校长面前。现场躁起来，学生们跟着一块喊：“去他的所谓的证书，去他的合格的教育。”

所幸，无人被开除，校长甚至对他们说：“唱得挺好，唱得挺好。”

那是单纯的快乐，虽然伴随着捉襟见肘的窘迫和年少的狂妄。那些年，姚政最大的梦想是在当地开一家live house，喜欢谁就把谁请来演出，自己也得上台表演。他甚至列了周密的计划，5年内要争取到全国各地巡演，尽管他当时甚至没有走出过山东。

这样的日子在大三那年戛然而止。毕业的压力渐近，父母担心他找不到工作，催他回家考公务员。

大三的一次演出，姚政带着乐队在台上唱青蛙乐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完，他在台上把吉他砸了。

那把吉他是父母给买的，1300多块钱，加上音箱和效果器得2000多元。对当时的姚政来说，这是笔巨款。吉他一砸，他自己都愣住了。

从此再也不排练，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

囫囵吞枣一场梦

姚政一直想走出山东。

目的地之一是北京。小时候翻画册，翻到老北京的页面，眼泪就毫无缘由地掉下来。他最向往的是电影《血色浪漫》中那个北京，人们简单纯粹，随着社会的开放，逐渐有了新的认知与自我意识。

他还想参加迷笛音乐节。为此，姚政曾攒过几年钱，2007年终于攒够了，报名当志愿者。没想到音乐节开始时，他出现在快男的舞台上。

参加快男一事被姚政调侃为“郑钧大老远跑来听我唱歌，我应该去参加一下”，实际上还是放不下唱歌这件事。在家闷头准备公务员考试，偶尔回校，看到别人还在台上演出，心里难受。

不过，不久姚政就成为济南赛区冠军，随后，他进入全国总决赛，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是“摇滚”。他唱张楚的《蚂蚁蚂蚁》、何勇的《非洲梦》、扭机的《镜子中》，在主流舞台上唱着“非主流”的歌，毫无负担、蹦蹦跳跳、青春、彻底。与另12名选手相比，姚政有股“爱谁谁”的劲儿，郑钧说他身上有朝气、希望和纯真，不羁得可爱。

姚政热爱摇滚，尽管在那个阶段，“摇滚”更多是青春期的荷尔蒙作祟，当然也少不了年少的狂妄，比如，他曾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复兴中国摇滚。

▵2007年9月1日，快乐男声西安演唱会。姚政在演唱

“你觉得你承担得起这么大一事儿吗？”

“其实我觉得我做到了。”姚政告诉《博客天下》，很多人因他知道摇滚，开始听摇滚乐。

声名最旺的那些年，快男们去成都巡演，刚下飞机，机场就混乱了，街道上追着他们跑的人绵延了三四百米远。赛后，姚政回山东，在一家商场演出，主办方希望他到每家店面都走一遭。商场内挤满了人，每走过一处，姚政都能清晰地听到身后柜台碎裂的声音、模特被人群推倒在地的声音。

他开始飘飘然。“心态肯定会有很多变化，你原来就是一学生，你会觉得，哇靠，我太厉害了”，他马上来了句转折：“但全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真的。”

“

梦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味，就被现实的冷水泼醒了。在选秀节目这张饼上，姚政发觉，自己不过是一粒小小的葱花。必须再过几年，他才反应过来，懵懵懂懂的青春，未曾想过的东西很容易到手，“那种感受特别像囫囵吞枣，也没尝到味儿，它就过去了。”

”

姚政曾上过3次《快乐大本营》，3次间隔的时间不长，基本都在快男宣传期。那时，他不愿上综艺节目，觉得这事儿“很不摇滚”。导演组还得开导他，“你现在上《快乐大本营》多难，就是那首歌”，他唱了起来，“‘还没好好地感受’，然后就没了”。

那些年，选秀节目刚起步，好多东西都没能赶上，比如后来互联网的发展。当年快男巡演时，没有一家平台获得独家授权，“我们谁都没留下资料，只有几张破照片而已。”姚政说，不像现在，网络平台独播有授权，就算平台都不要，还能自己做直播，“这都有钱赚，但我们那时候都没赶上，甚至我们那时候还是博客，连微博时代都没赶上。”

专辑

2010年，姚政回了趟湖南卫视，参与节目录制。他在化妆间遇到化妆师罗红涛。罗红涛被称作“罗妈妈”，1983年进入湖南卫视，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超女、快男。姚政问罗红涛：“你这么多年看着我们这么多人来来往往，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罗红涛笑了一下，告诉他：“每个人都是灰溜溜地来，腾云驾雾地走。”

“哇，这句太牛了，我说，罗妈妈，我回去得写首歌。”姚政写了首《芒果8号》，歌词里写道：“我去过很多的神奇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总是让我向往。那就是芒果8号，这一个神奇的地方。里面住着一位罗妈妈，这两年的事儿你想问就问她吧。每个人都是灰溜溜地来，腾云驾雾地走。面对着你们的虚伪表情，我是应该说破，还是应该继续装傻。”

▵姚政的第一张专辑《姚老板这两年的那点事儿》

这首歌收录在姚政2011年的专辑《姚老板这两年的那点事儿》中。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距离他从快男出道已经将近4年。此前，姚政一度陷入尴尬，别人问他做什么的，他说“我是个歌手”，但一个连专辑都没有的人，怎么能自称歌手呢。

在原来的公司待着，迟迟等不来发片机会，姚政解约，花了两年半时间做了这张专辑。“真是殚精竭虑，每一个音都在抠，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那么执着。”每接一场商演，姚政就把报酬全部投到专辑里，大几万大几万地往外掏，身上常常只剩几十块钱，吃顿饭，没了，等着下一场商演，继续往里砸钱。

那段时间，姚政住在亚运村附近，录音棚在后海。他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40分钟去录音，权当练肺活量。路边的大车从身边剐过，他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剐倒。

好不容易在加拿大做好的母带发回来了，却找不到公司发行。那会儿正是音乐载体从CD转向网络的时期，制作专辑是件砸钱却没回报的事，没人愿意接这茬。

幸亏专辑卖得不错。一些歌曲回忆童年，一些歌曲追溯过往，更多歌曲表达的内容有关现实困境，比如《我不结婚》、《城市的朝九晚五》。

最火的是一首口白，叫《父亲的醉酒电话》。歌中口白是姚政一次喝多了后拿诺基亚手机录的，后期做了配乐，再把原声剪进去，“一听就一股酒味”。

父亲常在喝多后给姚政打电话，在电话那头一个人傻笑：“哈哈，你表姐结婚了啊，你表哥有小孩子了啊，哈哈。”

父亲那尴尬的“哈哈”声让姚政心里难受。他的父亲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母亲是教师，“我爸妈已经在他们的格局跟能力或思维方式下给予我最大的支持了。”在传统家庭里，孩子二十出头就该结婚生子，姚政意识到，自己可能剥夺了父母的一些快乐。

摘下那块红布

后来参加第二届《中国好声音》，姚政多少抱着把那些快乐归还给父母的想法。他想结婚生子，但觉得结婚这事不再像过往那样单纯了，有许多条线，必须得一一理清楚。其中有一条是物质线，他想为此再搏一次，把那块饼弄到手。

当然，参赛还包含另一些渴望。姚政问过自己很多次，是否还有余力跑向最后的终点，让大家知道，他没有因为面子或者惰性选择放弃。“其实我一直在坚持，只是你们看不到，我希望有个平台能再让你们看到，再试一下。”

盲选那场，姚政遵循节目组的意思，唱了首田震的《野花》，进入张惠妹战队。节目剪出来，他的片段只剩10多秒，但他还是在当天蹿上了微博热搜。当时，同时期的《快乐男声》也在热播。昔日快男参加另一档选秀节目，又逢两档节目同期竞争，这当然是个关注点。

盲选播出后，姚政收到2000多条微信消息，山东媒体找到他，各种电话采访接踵而至。姚政觉得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还记着他，说这些年都在联系他，“跟你说话那感觉是老朋友”。

到了PK赛，姚政与另一位男歌手对唱五月天的《温柔》。唱完，导师选了另一人。“瞬间死亡”——这是姚政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回头望了一眼观众席上的父母，被两双写满失望的眼睛击中，母亲抬起手来，掩住悲伤的脸庞。

姚政想起许巍的《两天》，“还是飞不起来，依然需要等待”。这一次，自己刚要起飞就落下来了。离开舞台前，他说了很长一段话，节目播出时，只剩一句“感觉你刚想要飞起来，然后，就掉下来了”。电视屏幕里，他耸了耸肩，左手在空气中迷茫又无助地画了一道弧线。

这次，“微信上能有20条不错了”，没有采访。

姚政想明白一件事，对于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尽量不去参与。控制不了的部分比如，你选择去参加一场游戏，就必须要遵循对方的游戏规则，哪怕明知是个陷阱，还得心甘情愿往下跳。

“

遗憾的是，他没能在这个舞台上唱一次《一块红布》。姚政太想唱这首歌了，“这歌是这么多年来我跟音乐的关系。有时我可能会被音乐蒙住眼睛了，但是你真的摘下那块红布的时候，你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其实那种状态才是对的”。

”

现在，红布被摘掉了。认清现实、及时转型对他来说并不是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不在这个时间转型的话，可能音乐以后给我带来的全是痛苦。”

身边那些坚持做音乐的朋友，基本分为两类。一类，越来越好，另一类似乎更占多数——越来越颓。前者是“执念的福报”，比如赵雷。“我开店的时候，他来店里，苦哈哈的，在讨论专辑。后来他一点点东西送过去。人家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有这福报。”

后者比如他的一位演员朋友，这朋友白天睡觉，夜里打游戏，有个五六岁的孩子，让他看会儿孩子，他转身就把iPad丢给孩子玩，自个儿在沙发上睡着了。“这种状态我经历过，你没办法，你进入困境，用这种方式去无力地抵抗。”

那首《等有饼吃咱再说吧》早就预示了姚政后来选择的道路，“从第一首歌我就告诉你，我要赚钱，要活出好的样式。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以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活着。”他又一次选择了“饼”。

“歌手”的标签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过去，他弹琴唱歌，姑娘们特喜欢，现在，“没有姑娘愿意听你弹琴”，他不再爱说自己是个歌手。

“那你出去怎么介绍自己？”

“我是卖鸡的。”

2015年，姚政开了家主攻快餐的餐饮店“鸡霸霸”，有段时间天天自己上门送餐。偶尔，快男那帮人聚在店里吃饭喝酒，订单来了，他就催他们去送，“一开门就愣了，特别逗，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百子湾路

很多瞬间会让姚政回到2007年那个夏天。

录节目时烟饼的味道，舞台灯光洒在身上的触感，这些都会让他突然想起那段日子，他在舞台边等着上场，内心兴奋又紧张。紧接着，主持人报幕结束，烟饼开始放烟，观众遥远而兴奋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层层涌上来。然后他站上舞台，开始肆无忌惮地唱歌。

那年比赛结束，姚政要和当时的公司签8年合同，那时他总觉得8年太过漫长，8年后，自己肯定是一老头了。没想到一转眼，10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