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周小川超主权货币)
SDR加速迈向超主权储备货币？
来源：经济外交学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SDR加速迈向超主权储备货币？
穆睿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研究方向：金融和货币政治、中美金融关系
2021年8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批准了4560亿特别提款权（SDR）的普遍分配方案，约合6500亿美元，用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补充全球流动性。本轮分配已于8月23日正式生效，IMF的190个成员国将按照各自在IMF中的份额获得相应分配。这次分配是IMF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SDR普遍分配，其数量甚至超过前三次普遍分配总量的两倍，它预示着SDR向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IMF迎来史上最大规模SDR分配
本轮分配中，约1930亿SDR提供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约合2750亿美元，占总量的42%。此次分配使得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增加约1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他们应对潜在危机的能力。此外，美国获得约795亿SDR，日本获得约295亿SDR，中国获得约292亿SDR，其余获得较大份额的国家依次为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详见表1）。
表1：2021年SDR普遍分配方案
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不少IMF成员和国际金融专家就呼吁IMF应尽快向成员国提供紧急流动性，然而，这些建议却遭到彼时特朗普政府的拒绝，原因是特朗普政府认为SDR的分配将会无条件向伊朗、中国等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资源。由于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对IMF的决议具有关键作用。因此，美国的反对导致2020年增发SDR的计划夭折。然而在拜登上任后，美国转变立场，支持增发SDR。在美国的背书之下，各国重拾新一轮分配SDR的讨论，IMF对于4560亿SDR分配计划的审批流程也进入了“快车道”，从IMF总裁正式向执董会递交建议开始，仅两个月就得到了理事会批准。
自SDR诞生至今，虽已历经四次普遍分配和一次特殊分配，但其作用却并未得到充分发挥。2009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无法在为各国提供足够流动性的同时保证币值稳定，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货币，而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与潜力，IMF应该拓宽SDR的使用范围，以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尽管IMF近年来也在增发和改革SDR（历次分配详见表2），如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增发了1612亿SDR，在2015年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但SDR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多年来一直受到发行量的桎梏，其潜力还远未被挖掘出来。
表2：历次SDR分配情况
货币发行量是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如发行量太小，则难以满足跨国结算和国际储备的需要。尽管根据IMF的规定，SDR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其发行要以满足成员国储备资产的需求为基础。但在本轮分配之前，SDR的发行数量与全球外汇储备资产需求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据IMF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截止2016年，IMF所发行的2040亿SDR（约合2930亿美元）仅占当时全球外汇储备的2.7%。然而在此次规模空前的SDR分配过后，SDR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经大幅升至约7.5%，仅次于美元（59%）和欧元（21.2%），超过了2020年底第三大国际储备货币日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6%）。这一轮SDR的大幅增量，可谓一个历史性进步。新冠疫情大流行后，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启动无限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周小川2009年指出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愈发突出，各国对超主权货币的储备需求也愈发迫切，因此，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可能会有明显提升。
此前，除了发行量的原因之外，SDR之所以不能算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因为它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SDR仅限于IMF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和IMF之间的官方记账和清算，无法用于官方与私人、私人之间的清算。并且，国际上鲜有使用SDR进行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的情况，特别是大宗商品交易仍然使用某一特定主权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使用范围过窄导致SDR无法像其他储备货币一般得到进一步推广，进而影响了其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此外，本轮SDR超大规模分配方案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源需求与分配之间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得到了缓解。根据分配规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会凭借自身在IMF的较大份额获得更多SDR分配，而欠发达国家仍然因份额较少而无法获得足够的SDR分配以解燃眉之急。
二、SDR扩容助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SDR要想发挥更大作用，足够的发行量是基本前提。而此轮史上最大规模分配就是SDR走向超主权储备货币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是SDR发挥更大的国际货币作用的历史性节点。首先，充足的SDR发行量是克服国际货币体系制度性缺陷的重要条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来说，SDR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还为调节全球流动性、降低潜在危机风险、增强危机处理能力提供了可能。而且在新冠疫情危机后，SDR扩大使用的讨论和实践又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注入了更大动力。
其次，SDR规模扩大对美元的嚣张特权具有潜在的制衡作用。SDR的历次分配都伴随着国家间的角力。目前，美国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59.54%（全球外汇储备中各主要货币的比重详见图1），而在SDR一篮子货币中，美元的权重仅为41.73%。在SDR增发后，各国通过增发所获得的一篮子货币，会减少他们对于美元的依赖；而且SDR总量越大，各国对美元的依赖越小。因此，为了避免SDR对美元一家独大的国际储备资产地位产生冲击，美国不但向来不支持增发SDR，而且也反对扩大SDR的作用。根据IMF的报告，全球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比例在2020年第四季度下降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体现了全球货币竞争加剧和资本市场动荡对美元的冲击。由于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美国必将想方设法保护美元的地位，阻挠“超主权货币”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作为史上最大规模的SDR增发，本轮分配也蕴藏着弱化美元储备货币职能的力量。
图1：全球外汇储备中各主要货币的比重
（2021年第一季度）
最后，SDR规模扩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一定的提振作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SDR货币篮子。根据权重计算公式，人民币在一篮子货币中的权重为10.92%，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权重分别是41.73%、30.93%、8.33%和8.09%（见图2）。人民币入篮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了国际认可，这不仅增强了各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意愿，还增加了国际金融机构根据SDR篮子货币权重进行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本轮规模空前的SDR分配中，从理论上说，IMF成员国的央行都将通过其份额自动获得更多的人民币，这会助推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目前2.45%的基础上有所增加。由此，人民币和SDR的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都会获得提升。虽然储备资产的配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假以时日，人民币国际化有望在SDR增发的辐射带动下向前迈进。目前，距离2015年SDR例行审查已经过去了五年，原定于2021年9月30日开始的新一轮审查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到了2022年7月31日，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22年8月1日生效。在新的一轮审查中，中国在抗疫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成果将对篮子中人民币的权重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其会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助力也有待进一步关注。
图2：SDR货币篮子中五种货币的权重
在这一轮规模空前的SDR分配过后，我们有理由预期，SDR所具备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将进一步得到挖掘。并且，随着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和货币竞争加剧，SDR作为货币稳定锚的价值必将更为凸显，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带动意义不容忽视。尽管SDR的背后缺乏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支撑，但SDR的发展还是可以在“增量”的基础之上不断摸索、不断试探，以提升其国际货币功能，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理想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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