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来袭扰乱了全国各地人民的生活，面对着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新型病毒，实际上各大医院都在打一场无准备的仗，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对病毒传染性估计严重不足。

声称不必戴口罩，非典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之后严重的院内感染使得中国内地的非典疫情瞬间严重起来，数千人人被感染，上百人死亡，不少从这场战疫中活下来的幸存者也几乎是残废了。

01

“我以为自己是幸运的，毕竟还从这场病毒里捡回了一条小命，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噩梦还在后面，全身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现在的我就是废人一个。”

方渤被当时治疗非典的常规手段——激素治疗后患上了股骨头坏死，全身的骨头和石膏一般，极易碎裂。

回想当年的成功突围，方渤还感到自豪，作为被治愈的典范，他对于当日出院时的花团锦簇和医护人员的亲切问候和握手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意气风发的他听说治愈者的血清有助于对病毒的研究，于是马上拉着全家人去捐，还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

只是如今他从名人变成了“冥人”，和一个活死人没什么区别，痊愈后的方渤仅仅半年就又住进了医院，而且再也无法治愈。

医院里有不少和方渤一样的非典幸存者，他们和方渤情况差不多，拄着拐杖，干不了重活，这些非典痊愈后由于激素治疗来的折磨使得他们很多人都换上了抑郁症，谈及未来，他们都满面愁容，不是不明朗，而是一片黑暗，这就是非典幸存者注定的未来。

政府其实已经做过努力了，对于每个非典后遗症的患者每月给予600元的补助，此外还负担一部分他们的治疗费用，但是依然是杯水车薪，“我每个月都要请全职护工照料，一月1500，家人们也都是患上了非典的后遗症，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里有精力照料我”

02

对于目前的困境方渤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想过自杀，“这里是十一楼，跳下去就结束痛苦了，但是我连自杀都做不到，因为我摔倒了连爬都爬不起来，何谈爬上窗户，从这儿跳下去？”

唯一可以安慰他的就是那些和他一样住在同一所病房的幸存者们，“没有人告诉我们激素治疗法的后遗症，我也不想谈论激素治疗法的好坏，因为毕竟这个方法救了我的命，可是我的后半生怎么办，现在的我根本没办法自理。”51岁的李朝阳对如今的情况表示很无奈。

治疗5年半，方渤两条腿的股骨头都已换过，肩膀的骨头也碎成了指甲盖一样的大小，郁闷的他只能抽烟解闷，尽管他知道这会造成他病情的加重，肺部本就纤维化了，医生之前也劝过他，但是现在不劝了，因为抑郁的他不能抽烟的话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龙梅，方渤的邻居，对于方渤的情况她很清楚也很同情，因为她的前夫汪永红和方渤一样，都是饱受非典后遗症折磨的患者，“我不是不想管他，尽管现在离婚了我也在照顾他，但是一起生活是不可能了，非典摧毁了我们的婚姻，我不能一辈子活在非典的阴影里”。

方渤曾和其他几名患者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生活做了问卷调查，结果表示有九成的人都患有股骨头坏死，七成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七成的人都丢了工作或是离了婚。

03

这点补助是不够的，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补偿，方渤尝试过上访，要求政府补偿30万的救助金，但是相关部门表示只能报销三项主要疾病的治疗费用。

“我明白我现在是社会的累赘，不能创造价值只能索取，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方渤很沮丧，上访几次无果后他放弃了这条路。

50多岁的吴佳萍表示自己25岁的女儿现在连抱着自己儿子喂奶的能力都没有“现在我还能照顾他，照顾孙子，但是我死了怎么办，我女儿的未来怎么办。”很显然，没有政府的保障，这些非典后遗症的患者们的生活是悲惨的。

望京医院是接收非典后遗症患者最多的医院，陈卫横是该医院骨科主任，对于这些患者的情况陈医生表示很同情，“在非典爆发时我就曾写信给相关部门，告诉他们激素治疗会带来的后遗症，但是当时政府对这方面的情况不了解，加之当时病毒来得急，相关的治疗方法还没有研究出来，很不幸，早成了今日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教授表示，当年这些治疗者冒着风险接受了激素疗法，他们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时也成了医疗的试验品。诚然，我们的政府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的其他权利也需要得到保证，从某一方来说他们是战胜非典的功臣，我们不能仅仅是就他们的命，更重要的是还要做好他们未来生活的保障工作。